故稷勤其稼，而不耻其不知教，视契之善教，即己之善教也。
儒学本有内圣外王两个面向，然汉唐儒更注重发挥儒学外王的一面，专注于典章制度一面。今便以为无道可乐，走作了。
注疏当中的乐依旧未脱离具体的情绪。这就契合了社会的需求。颜回在《论语》当中的形象，被理学家特别发挥出来，并升华为一种境界学说。伊川曰：使颜子而乐道，不为颜子矣。虽哭，此心安处是乐也。
一觉便消除，人心依旧乐。理学兴起之前，儒者在诠释孔子与颜子的乐时，直接解为乐道，贫而乐在他们看来就是乐道，如： 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者，言学者之志，乐道忘饥，故不暇求其安饱也。然而这并非脱离政治、不问世事，而是以正确的、符合天理的方式参政。
唤醒世人的良知，使得世人不再游离于逐物远性之地，从而使得天下事事物物皆得其理，各得其所，这正是阳明先生的政治思想所在。这就是蒋先生圣王再兴[5]说的根本。才力浅的，可以安于其所从事的职业，不致于希高慕外。其间虽尝瞽惑于佛、老，而佛、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。
[9]这是自天理良知自然发用上说。霸道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必然追求成为大国，二是只能以力服人，做不到让人心悦诚服。
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，只好引进其他学术思想，众说纷纭，于是人民人心成了各家各派群起角力之场域。若是者纷纷籍籍，群起角力于天下，又不知其几家。其才质之下者，则安其农、工、商、贾之分，各勤其业，以相生相养，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。教者不复以此为教，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。
此一思想与春秋经的大一统思想如合符契。是以皋、夔、稷、契所不能兼之事，而今之初学小生，皆欲通其说、究其术。中就是天理良知，允执厥中就是诚允以行，不失天理，一切作为皆自良知发出，而不是起意妄作、随意逐物。何邵公对大一统的解释是：继天奉元，养成万物
人处世间，见草木枯荣，有情无常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遂生出离解脱之想，此乃生死焦虑。辞章之富，适以饰其伪也。
人人所异，就是才能秉赋。只有政均人和，才能使人人所异的才能秉赋得到自由发挥。
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，只好引进其他学术思想，众说纷纭，于是人民人心成了各家各派群起角力之场域。孟子曰：惠而不知为政。孟子云：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尧、舜、禹以允执厥中相授受，《论语》所记载的大同小异：尧曰：‘咨。然而，阳明先生的异人之处，正在于身处困境，既不怨天尤人，又不自暴自弃，而是反躬自省。行小惠而坏大义，这恰恰是三代以降往往被称誉为政治清明的表现，却不知早已偏离圣学远甚。
教者不复以此为教，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。士生斯世，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？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？士生斯世，而欲以为学者，不亦劳苦而繁难乎。
只有以我虚灵不昧之良知，应接一切事事物物，才能使事事物物皆归于正，这正是心外无物的道理。譬之一人之身，目视，耳听，手持，足行，以济一身之用。
三代之衰，王道熄而霸术猖。世道沦落如此，与天下之人皆相视如一家之亲的尧舜之治，已不啻千里万里。
由是可知，阳明先生所提倡之良知之教，实属时义之大。视才之称否，而不以崇卑为轻重、劳逸为美恶。王道之下，人人由良知而行。而坚守此理想而不移的，正在于对良知的切身体悟而深信不移。
不明良知之学，则虽欲挽救世道，不仅枉费心力，更多情况下反而会助纣为虐。圣学既远，霸术之传积渍已深，虽在贤知，皆不免习染。
政教的根本是天理良知，是允执厥中。一个好的社会，善的社会，是人人以良知为同，而才能各异。
此一思想与春秋经的大一统思想如合符契。夔司其乐，而不耻于不明礼，视夷之通礼，即己之通礼也。
因此，致良知才是根本要害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之人，熙熙皞皞，皆相视如一家之亲。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[13] 见《论语·季氏第十六》。
而良知之明，万古一日。这就是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体悟良知的大致经过。
有词章之学，而侈之以为丽。然而一旦率性之几不能允执厥中，那么由心体物的良知自然发用，就会逆转而为人被物化的良知障蔽状态，这就是《乐记》所说的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
天下之人心，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，特其间于有我之私，隔于物欲之蔽，大者以小，通者以塞，人各有心，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。襄赞天理流行，是智者利仁之事[7]。
